手术室的灯刺得眼睛发酸。我数过了,一共四十二盏。数到第四十三遍的时候,麻醉师开始推药。“帮我告诉他——”我的声音飘在口罩和橡胶手套之间,像一片没着落的羽毛。“这次,真的两清了。”护士低头看我,眼神里有一点我没看懂的东西。后来我想,那大概是怜悯。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,躺在手术台上,摘掉一颗肾,说的是“两清”。她以为我在交代遗言。我只是在算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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